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怎样互易方位

本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。1919年迸发的五四运动,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。新文化运动因何而起?文化价值究竟怎么?学术界多有研讨分析却莫衷一是。在众多研讨中,人们疏忽了一件无须争议、完全说得清楚的事情: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地域性。

1915年,《青年杂志》在上海问世(翌年改名《新青年》)。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,兴办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。之后,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瞿秋白、周作人、茅盾、沈尹默等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,宣布一篇又一篇反传统、反孔教、反白话的檄文,构成一股富有新文化、新常识、新思维的文化思潮。

这些新文化思潮的引领者,除了李大钊,均为安徽、江苏、浙江人。李大钊是河北人,但他的新思维引领人是江苏南通人白雅雨。1908年,白雅雨受聘于北洋政法书院。在此书院读书的李大钊,深受白雅雨的新思维影响,两人结下了深沉的师生友情。1911年,白雅雨与孙中山南北照应、组织起义,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。

今人说起“两河文明”,就会联想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,那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。其实,世界上还有一处“两河文化”,那就是黄河、长江润泽下的中华文化。西亚的“两河文明”早已消亡,从而被冠之以“古文明”;中国的“两河文化”从未中断行进的脚步,故我们称之为“传统文化”。

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、推进者都是长江下游文化圈中人?这个问题,可以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文化圈的角度来寻找答案。

“两河文化”各自表达,携手造就中华传统文化巅峰

中国的“两河文化”,因为两河之间地域辽阔且弯曲绵延数千公里,历经数千年开展,构成了特征显着的两大文化区系。它们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交流与互补,汇成了相融互补又各自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第一,“两河文化”的标识:龙与鸟。

考古发现,最早的龙是位于黄河以北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,距今有五六千年。成书于3000年前并一直流传至今的《周易》,首卦《乾》的爻辞中,更有“潜龙”“见龙”“飞龙”“亢龙”“群龙”的体系表达。在黄河流域地下开掘出世的商、周青铜器上,龙的塑形也随处可见。具有三栖特征的龙,逐渐成为黄河文化的形象代表或者说文化标识。

依托黄河文化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也情愿将自己打扮成为龙的化身,居住之所称作“龙庭”,坐的椅子称为“龙座”,穿的衣服叫“龙袍”,开颜一笑是“龙颜大悦”。到了清朝,旗帜上更是直接绣上青龙,流通钱银上也是龙的图案。

在长江下游,地处浙东的河姆渡村区域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的很多鸟形玉器;在长江上游,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,金、玉、铜的鸟形塑物也被很多发现。三星堆遗址里,鸟文化气味更是浓郁,不只有人身鸟足、鸟首人身的青铜塑像,并且连人的眼睛也都是细长的“凤目”,以至于有人将其与“波斯人的眼睛”联络在一同,认为发现了“南丝绸之路”。四川成都市区的金沙滩遗址相同充满鸟文化的浓郁气味,一枚金光闪闪的“太阳神鸟”尽显4000年前巴蜀地域鸟崇拜的文化特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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